眼瞅着就要过年了。村里零零星星响起了鞭炮声，空气里飘着炸丸子的油香味儿。家家户户都忙活起来，扫屋子，蒸馍馍，准备年货。
可我这心里头，一点过年的喜庆劲儿都没有，反而像压了块大石头，沉甸甸的。
自打从县城电影院那事传开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明面上，没人再敢像王小丽那样指着鼻子骂我，可背地里的指指点点，一点没少。
我出门，总能感觉到那些黏糊糊、带着探究和鄙夷的目光，像蛛网一样缠在身上，甩都甩不掉。我只能硬撑着，装作啥也不知道，该干啥干啥。
越是临近年关，我心里越想傅恒丰。往年这时候，他早就该来结清最后一笔账，说不定还会偷偷塞给我点钱，或者带点稀罕吃食，让我和孩子们过个好年。
可今年，自打出了那档子事，他就再没露过面。我知道他是避嫌，怕给我惹麻烦。可这心里头，空落落的，像缺了一大块。
有时候，夜里躺炕上，听着外面北风呼呼地刮，我就忍不住想，要是傅恒丰是我男人该多好。要是能堂堂正正地跟他一块儿过年，贴春联，包饺子，守岁……那该是啥光景？
想着想着，心里就酸得厉害，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。可这念头，就像偷来的东西，见不得光，只能自己偷偷想想。
张老栓好像也察觉出我的不对劲。他话更少了，整天蹲在门口抽烟，看着远处，不知道在想啥。有时候，他会默默地把水缸挑满，或者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。
力力和小花倒是高兴，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几天过年，小脸上全是期待。
腊月廿九那天，我狠了狠心，决定去县里医院看看张左明。不是我想去，是不得不去。马上过年了，我要是连面都不露，村里那些长舌妇更有得说了。
我得去做个样子，堵堵他们的嘴。
我跟张老栓说了声要去医院看看。他愣了一下，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我收拾了点家里蒸的馍馍，又包了点咸菜，拎着个布袋子，出了门。
没让傅恒丰送，我自己搭了村里去县城的拖拉机。一路上，冷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，生疼。我心里乱糟糟的，既不想见到那个活死人，又不得不去。
到了精神病院，那股熟悉的消毒水混着屎尿的怪味儿又冲进鼻子。病房里还是老样子，灰暗，安静，躺着几个眼神空洞的人。
张左明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，身上盖着白不呲咧的被子，脸浮肿得厉害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一点活气都没有。
护士看见我，例行公事地说：“家属来了？病人情况稳定，就是没啥意识。多跟他说说话，刺激刺激。”
我把馍馍和咸菜放在床头柜上，站在床边，看着他那张扭曲变形的脸，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。说啥？有啥可说的？我跟他，早就没啥话可说了。
站了半天，我干巴巴地说了句：“张左明，我来了。要过年了，给你送点吃的。”
他当然没反应，连眼皮都没动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