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10月的阳光带着深秋特有的柔和，斜斜地铺满县城中街，把供销社那栋红砖楼照得暖融融的。
沈建国揣着刚写好的辞职报告，站在农机厂办公楼前的老槐树下，指尖反复摩挲着报告纸上“终止停薪留职”六个字——钢笔墨迹还没完全干透，晕开浅浅的蓝，像他此刻既坚定又带着点雀跃的心绪。
三个月前，他还是仓库里那个每天算着“四十二块工资能攒下多少”的普通职工，盯着货架上的农机零件发呆时，最多敢想“年底能不能给家里添台缝纫机”；现在，他是县城里响当当的“万元户”，怀里揣着靠囤粮、卖日用品赚来的一万二存款，心里装着比“涨工资”更亮的盼头——那是三间紧挨着的门面，是脱离“铁饭碗”的自由，更是全家人靠双手过日子的踏实。
“建国，你再琢磨琢磨！
”厂长办公室里，王主任把搪瓷杯往桌上重重一放，热气腾腾的茶水溅出几滴在褪色的办公桌上，语气里满是急切，“厂里刚开了班子会，特意给你批了涨薪，每月五十块，比仓库主任还高五块！
你停薪留职才半年，真要把这编制扔了？往后老了，可没退休工资！”
沈建国低头看着报告上自己的签名，笔尖的力道还藏在纸纹里。
他突然想起三个月前的深夜：李秀莲抱着哭到呕吐的沈浩拦着他偷偷卖粮票，儿子小手攥着他的裤腿，眼泪鼻涕蹭了他一裤腿，嘴里含混却执着地喊“不、不卖”；想起街道办送“万元户”牌匾那天，邻居们围着看，张婶拉着李秀莲的手说“你们家可算熬出头了”；想起夜里跟李秀莲在炕桌上算账，红通通的“大团结”堆成小堆，映得两人眼睛发亮——那是粮票赚的2500元、食用油赚的2400元、洗衣粉赚的1100元，还有平日里卖电子表、肥皂攒下的结余，一分一厘都是实打实的辛苦钱，没一分是所谓的“万元户奖金”，那牌匾只是荣誉，真正的底气全在这一沓沓票子里。
他抬头时，语气里没有半分犹豫：“王主任，谢谢您的好意。可我儿子比工资靠谱——跟着他，我半年赚了十年的钱，这编制，我不恋着了。”
王主任愣了愣，盯着沈建国眼里的光，半天没说话。
最后他拿起钢笔，在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笔尖划过纸页时带着点惋惜：“罢了罢了，现在年轻人都想‘下海’，你这步走得比别人稳。以后要是想回来，厂里的门还为你开着。”
沈建国接过签了字的辞职报告，像接过什么宝贝似的，小心翼翼地叠了三折，塞进棉袄内袋——这张纸，是他跟“铁饭碗”的正式告别，也是跟新生活的约定。
他没回仓库收拾那套旧工具，那些陪伴了他五年的扳手、螺丝刀，早就不是他的牵挂了。
他骑着自行车，直奔中街供销社，车把上挂着的蓝布包里，装着从存款里匀出的八千块——这钱是之前囤货赚的纯利润，被他按面额理得整整齐齐，边角压得平平整整，是盘门面的全部底气。
此时的杂货铺里，李秀莲正蹲在地上整理电子表，把银色、黑色的表按款式分成小堆，指尖划过表盘时，还会下意识地擦去上面的细灰。
沈浩趴在柜台后，手里攥着块橙黄色蜡笔，在硬纸板上画着歪歪扭扭的“房子”——屋顶画得像座小山，门口留了个长方形的空当，像是在等什么。
听到熟悉的自行车铃声，他立刻从竹凳上滑下来，小短腿“噔噔噔”跑到门口，看到沈建国手里的辞职报告，小脸上瞬间亮起来，伸手就要去抢。
“慢点，别撕了！这可是爸的‘自由证’！”沈建国笑着把报告举高，弯腰抱起儿子，让他坐在自己胳膊上，“爸把仓库的工作辞了，以后专心开铺子，再也不用早起去搬零件了！”
李秀莲手里的电子表“哗啦”一声掉在地上，她连忙跪下来捡，指尖蹭到柜角的木纹，声音里带着点急：“你真辞了？王主任没再劝劝你？
五十块一月的工资，比之前多了八块，说扔就扔了？